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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离骚序》云：“今若屈原，露才扬己，竞乎危国群小之间，以离谗贼。然责数怀王，怨恶椒、兰，愁神苦思，强非其人，忿怼不容，沉江而死，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。”其中“贬絜”语焉不详，古今学者唯汤炳正先生有所考证，他在《楚辞类稿》中论定“絜”当为“清洁”之脱误。“洁”繁体作“潔”，“贬清潔”脱去“清”字与“潔”之偏旁，即成“贬絜”。

汤先生的直接理由有二。他认为班固此论是针对刘安“蝉蜕浊秽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，皭然泥而不滓”之说予以否定，并引《屈原列传》“其志洁，其行廉”，以为也是刘安语，所以“贬清洁”之说即从“志洁”来，此其一。其二，认为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曾化用班固此段论述并予批判，其中“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”即概括“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”，“亏”“损”即释“贬”字，“高明”即“景行”之意，所以“絜”对应的也当是“清洁”，并推定此为王逸所见原貌。另还有一深层原因，即先认定了班序“乃系贬屈一派之代表作”，所以“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”这话就必须否定屈原。又因“景行”是褒义词，要使其变成贬义，就需在前加否定语，于是这话就理解为“贬景行”了；但因中间还隔着“絜”“狂狷”，为使该句语法不谬，汤先生便又把“狂狷”定为褒义语，并将“絜”恢复为褒义的“清潔”。如此，这话就成了“亦贬清洁、狂狷、景行之士”了。

此考证从该句语义上看似乎可通，但从文献史、词汇史及该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指向上看却仍颇具疑点，值得商榷。第一，从文献史说，认为《屈原列传》“其志洁，其行廉”为刘安语，无可靠证据，这出于汤先生《离骚传》窜入《屈原列传》之说的误判，且就算是刘安语，但班固该序也并未引为反驳对象。且王逸原话为“今若屈原，膺忠贞之质，体清洁之性，直若砥矢，言若丹青，进不隐其谋，退不顾其命，此诚绝世之行，俊彦之英也。而班固谓之‘露才扬己’，‘竞于群小之中，怨恨怀王，讥刺椒、兰，苟欲求进，强非其人，不见容纳，忿恚自沉’，是亏其高明，而损其清洁者也”，末句“是亏其高明，而损其清洁者也”显然是王逸在引述班序后作出的评判，又怎会是化用呢？如为化用，则此段便成“而班固谓之……”，只有引述，没有分析，如何可通？如这句话是王逸借班固语所作评判，则其义与原句相同，又如何能起到批评班氏的作用呢？第二，从词汇史角度说，历代文献从未出现过“贬清洁”“贬狂狷”“贬景行”这样的用法。第三，从该序语言风格说，该段除“然”这个连词外，基本是四字词组、二二节奏；就全篇而言，也大抵如此，骈散结合，读来爽朗明快；而按汤先生解，则“亦贬清洁、狂狷、景行之士”便实在拗口。但是，把“贬絜”视为一词，就无此问题。第四，从该序思想指向说，班固评屈原“其文弘博丽雅”，自宋玉、唐勒到刘向、扬雄等皆“好而悲之”，并说他“竞乎危国群小之间，以离谗贼”，视之为“谗贼”对立面，即忠臣，也有褒扬其文、其志、其行的一面；且王逸谓班固所作为《离骚经章句》，“章句”这种文体乃为“经”作解，此书宗旨又怎会是完全否定屈原呢？如此，将该序视为“贬屈一派之代表作”并推出该句必有大加责难之意，就说不通了。

那么，“贬絜”究竟该作何解呢？它当本作“耿絜”。原因有四。第一，从文献史说，汤先生《楚辞类稿》已证班固该序今传版本中“冥婚”应是“帝阍”之讹，则知该序在流传中已非完璧；而“贬”繁体为“貶”，与“耿”形近，则“耿”讹为“貶”也就很有可能了。第二，从词汇史说，“贬絜”仅见于班序此条，甚至汉唐间楚辞学者也全无引及，而“耿絜”却一直被使用。其今存最早者，是张衡《东京赋》“招有道于仄陋，开敢谏之直言，聘丘园之耿絜，旅束帛之戋戋”。据《后汉书》本传，“永元中……衡乃拟班固《两都》，作《二京赋》，因以讽谏。精思傅会，十年乃成”，则此赋写成之下限在公元115年；而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谓“孝章即位……（班固、贾逵）各作《离骚经章句》”，汉章帝即位在公元75年，则两文相距最多40年，不算久远。况且，张衡多拟班赋，则两人用词属同一语言环境，也很正常，所以班固已用“耿絜”一词是可能的。第三，“耿絜”与“耿介”相通，陆机《谢平原内史表》云“世无先臣宣力之效，才非丘园耿介之秀”，其“丘园耿介”之语显然与张衡“聘丘园之耿絜”同；又《六臣注文选》张铣释陆机该句中“丘园耿介之秀”曰“耿絜，介独也；言才德清洁、独居丘园、不仕之人也”，他不写“耿介”，却说“耿絜”，则其所见版本可能即作“耿絜”，亦可证二者相通。退一步说，他用“介独”来释“耿絜”，实也反映了“耿介”“耿絜”基本同义。所以，从语言发展角度说，“耿絜”应正是从“耿介”演变来。而在《楚辞》中，“耿介”为常用语，《离骚》云“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”，王逸注云“耿，光也。介，大也”，这是屈原所慕之品德；《九辩》云“独耿介而不随兮，窃慕先圣之遗教”，《七谏·自悲》云“恶耿介之直行兮，世混浊而不知”，二者皆“代屈原设言”，所以“耿介”即形容屈原；又王逸注《悲回风》“介眇志之所惑”云“言己能守耿介之眇节”，也是以此语状屈原。所以，在此楚辞学、语言学背景下，班固用“耿絜”来形容屈原，可谓理所当然。另外，由于絜、潔本古今字，魏晋后“耿絜”又多作“耿潔”，如《宋书·明帝本纪》有诏曰“若乃林泽贞栖，丘园耿潔……具即以闻，随就褒立”，《高僧传》云“（释僧柔）少而耿潔，便有出尘之操”，顾况《严公钓台作》云“严生何耿潔，托志肩夷巢”，语义仍是高尚品质。总之，这三个词在语言发展史上一脉相承，在演变或具体语境中，语义虽会略有差异，但基本不出耿直、光明、大、介独、清洁之域，所形容对象都是守节自高、不随于俗的人；因此，班固以“耿絜”来形容屈原，从语义和楚辞学角度看，也都渊源有自。第四，把“耿絜”放入班序，可发现它与“狂狷”“景行”义皆相近，全句解来文理顺畅，符合该序主旨及背后的思想史、楚辞学史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云：“孔子‘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？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’。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”又云：“‘何以谓之狂也？’曰，‘其志嘐嘐然，曰古之人，古之人。夷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，是狷也，是又其次也。”志慕古人，执着进取，不屑不洁之士，这不正合班序对屈原的定位吗？而狂者“不屑不洁之士”，所追求的当然就是“洁”，这与“耿絜”中清洁之义便也对应了。又，赵岐注曰“狂者，进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”，而“景行”本即“大路”之义，又喻大道或光明正大的行为，二者相应，也与“耿絜”之来源“耿介”的光明义相应了。不过，从儒家评人的至高标准看，“狂狷”虽为褒义，却尚是“其次”者；而在楚国当时环境下，行为“耿絜”“景行”，便难免遭妒，正如今人常将耿直当作缺乏情商一样，这两个词因此也成了“其次”者。把屈原定位为“其次”者，显然与班序中一面肯定其志行，又惜其不能学蘧瑗、宁武子明哲保身的主旨相契。这与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把屈原列在九等中之第二等，仅在五帝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等圣人下，而与伯夷、叔齐、管仲、孟子、荀卿等同列，也相合。而从汉代楚辞学史看，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彪等都曾疑屈原不应自沉，班固所论也与此脉络相契。总之，班固此序评屈，用的是儒家最高标准，虽责他未能自保其身，但整体上是褒扬的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08月14日 13版）